廣西壯族自治區艾滋病流行形勢十分嚴峻，感染人數逐年增多，給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重危害。最近，廣西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14個市109個縣（市、區）進行了艾滋病防治調研，以厘清艾滋病防治面臨的問題。

　　感染“家底”怎樣才算摸清

　　作為流行病學專家，廣西疾控中心主任唐振柱認為流行病學調查是艾滋病防控最關鍵的第一步。廣西在艾滋病監測檢測方面已經達到了縣級醫院全覆蓋，部分鄉鎮衛生院也開展艾滋病初篩工作，但是調研組在某縣調查時發現，縣里匯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地區分布只統計到鄉鎮一級。唐振柱認為，這不利于找出艾滋病的重點村屯或社區。因此他要求，各級防艾專業人員一定要把疫情分布統計到具體的村屯或社區一級。

比如有一個縣，1999年發現首例本地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逐年增加，截至2010年10月底，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135例。而細化到全縣10余個鄉鎮，高發的只有3個鄉鎮，依次為53例、31例、24例，占了全縣的大多數。這3個鄉鎮之所以高發又主要集中在數個村屯，是與其吸毒人員數量、人口流動情況、社會經濟發展情況、暗娼的活動等因素有關。

“只有這樣，我們才算摸清了艾滋病感染的家底，才能開展有針對性的防治行動。”唐振柱說。

　　“保密”不該成為防艾屏障

　　在某縣婦幼保健院初篩實驗室里，調研組專家敏銳地發現原始記錄與網絡直報數字不相符的問題。該院2010年1月~10月篩查了3000多名孕產婦，發現3名艾滋病病毒抗體陽性者。在原始記錄冊上是清楚記錄的，可是在直報表上的陽性記錄卻是“0”。這是為什么？

有關人員解釋說：“因為涉及保密問題，我們只是向縣疾控中心報告，他們沒有反饋結果給我們，不能確診，我們只好網絡直報‘0’了。我們也曾勸3名艾滋病病毒抗體陽性者去市級婦幼保健院開展檢查和實施母嬰阻斷，有2個人去了，還有1個沒有去。這個沒去的孕婦是農村人，我們打了多次電話，但也只能從健康教育的角度去勸她，沒有辦法要求她必須去接受母嬰阻斷。”

調研組當即要求當地疾控中心會同婦保院想辦法把這名農村孕婦找回來，幫助她做好母嬰阻斷的治療。

調研組在另外一個縣也發現類似的問題。某縣醫院篩查的原始記錄今年1月~10月艾滋病病毒抗體陽性者有31名，而網絡直報只有21名。還有10名陽性者哪里去了？縣醫院也說不清楚，只是說因為保密原因，縣疾控中心沒有反饋，他們也不好追問。直到調研組到市里，才發現這些初篩陽性者身份證等資料不全，所以沒有做確認診斷……

陽朔縣疾控中心的一位艾防人員還反映，病人隨訪工作做得不太好，主要是因為忙不過來。本來這件事是可以交給當地衛生院做的，可是隨訪權沒有下放到鄉鎮衛生院，所以他們未能參與進來。

調研組提出，衛生系統內部要共同參與、配合，要科學認識保密的目的，打破衛生系統內部的“保密”桎梏，形成合力。

　　特殊群體防艾路徑仍須拓展

　　經過現場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分析、專項調查等方面技術指導，工作組發現，由于艾滋病預防知識還比較缺乏，部分群眾尤其是農村中老年居民自我保護意識淡薄，因此，加強對娛樂場所暗娼的各項干預活動、加大對鄉鎮低檔場所暗娼的監測與干預，已成為艾滋病防治攻堅戰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某縣疾控中心外展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調研組召開了該縣部分娛樂場所業主座談會。業主和外展人員介紹，這個縣的賣淫嫖娼現象十分嚴重。其中，中低檔場所人群流動性很大，一般1個月到3個月就走人了，“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再也找不到人。

外展人員說，通過長期的干預工作，現在中檔場所的小姐防范意識比較強，嫖客沒戴安全套她們寧愿不做“生意”，無論多高的嫖資也不做。“難就難在低檔場所的干預工作，尤其是站樁、出租屋及小旅社的暗娼，她們流動性大，對工作人員懷有很大的防備心，難以接觸。”

還有比這些低檔場所更難干預的對象，就是走村串戶的流動暗娼小團伙。該縣疾控中心估計，約40%的村有這種流動賣淫現象。這些流動暗娼沒有任何防護措施，更容易造成艾滋病病毒傳播。

調研組希望外展人員多關心這一特殊人群，幫助她們提高自身保護意識，盡最大的努力做好這些人的登記工作，了解清楚她們來自什么地方，告訴她們可以接受免費咨詢體檢，一旦檢出陽性，要立即開展陽性告知，決不能再傳播病毒了。